观众提问：

老师好，向您请教的一个问题是，比如像在一线城市，我们奋斗的压力会比较重，比如大家可能会用很多的时间，都放在工作上，有很多的年轻人或者青年人，尤其像我们这种跟曾大帅一样出身的小镇青年，我们在面对家庭或者子女的教导上，我们的取舍非常的难，在这个平衡当中，很难找到比较相对智慧的平衡的点。从老师的书中能感受到，曾国藩是家庭观念比较深的人，您能不能在家庭跟工作或者花时间陪伴子女上，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，分享给我。

张宏杰：

曾国藩的人生成功，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成功，一方面事业成功，另外一方面家庭也比较成功，起码两个孩子培养得比较好，比较让他放心。现在很多人的问题，不管他是做官的还是经商的，还是做事业的，往往是我的精力全放在事业上，没有时间兼顾家庭，特别是在青年时代，这个问题到后来就会显现出来，等你孩子长大之后，他身上出现各种问题，你就会后悔，但是你那个时候再去弥补就来不及了，因为孩子的很多问题，都是在他6岁以前，在他青春期以前加以干预的话才能有效果，等到青春期之后，他人格已经成型了，你再去管他，可能就很麻烦。如果你孩子不成材，或者说他成了问题青年的话，给你带来的痛苦是终生的，所以我们从青年时代开始，就要权衡这个问题，你的精力在哪个地方多放一点。

▲两百多年来，曾氏后裔有成就的多达200余人。

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，就是胡适，民国时期北大校长胡适，他个人的人生是比较成功的，学问做的也非常好，他家庭教育的条件，他能给孩子提供的教育条件也非常好，后来也把两个孩子都弄到美国去留学，但是他这两个孩子应该不算成才，他的长子后来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，他的次子成了一个坑蒙拐骗的孩子，到哪儿骗人家的钱，拿这个钱去赌马赌博，因为胡适对这个孩子也不满意，解放之后这个孩子就没跟胡适走，留在大陆了，后来遇到反右的时候就上吊自杀了，年仅36岁。

▲胡适全家福,前排胡适与江冬秀,后排(从左到右)胡思杜与胡祖望

在胡适的后半生，这个孩子给他带来的痛苦是非常大的，为什么，就是因为胡适本身少年成名，20多岁就成名了，一直非常忙，每天从早到晚各种事情，没时间管孩子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自己的夫人身上，那么他的夫人又是一个农村妇女，原来根本不识字，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，除了打骂就是利诱，这两个孩子不成才，胡适自己要负很大责任。如果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意识到这个后果，他每天能拿出哪怕半小时时间，来陪伴孩子，我想可能他的孩子的发展，跟后来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我认为我们还是要把家庭看得重一点，不然你事业很成功，等你退休之后，你的孩子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，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。

肖知兴：

我补充一个观察，西方跨国公司他们从美国或者从欧洲调人到中国来，稍微正规一点的公司，都有标准的待遇，你的太太和孩子可以随迁过来，有很丰厚的福利待遇统筹考虑。中国人好像不晓得是什么原因，很容易习惯妻离子散，有时候老外觉得不可理解，你一个人吗？你太太在家，或者反过来，你太太出去了，你老公就在家，他们觉得很难理解，我们愿意为经济回报，为职业发展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，中国人号称我们是“家文化”，家看得重的文化，其实把传统弄丢了。

张宏杰：

中国上层下层确实都这样，上层老板天天忙着各种应酬，回家没时间管孩子，可能很小把孩子送出国就完事了，或者弄一个寄宿学校。底层或者普通的社会阶层，特别在农村大量的父母出去打工，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，这样的话这个教育根本没法保证，这个制造了大量社会问题，以后会看的越来越明显。

▲渴望陪伴的留守儿童

肖知兴：

我们还是要回到儒家传统，回到中国传统，努力地把家这个社会基本单元看得重一些，要把时间安排好。我也再三强调，好企业家不是说企业指标好就是好企业家，你一定要家庭也好，身体也好，三个指标都好，才算是真正的好企业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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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宏杰

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，百家讲坛特邀嘉宾。著有《曾国藩传》《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》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、《坐天下很累》《饥饿的盛世:乾隆时代的得与失》等。

肖知兴

致极学院的创办人、领教工坊联合创始人兼学术委员会主席，北大汇丰创新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总经理课程（AMP）和管理发展课程（MDP）创始主任，乔治·华盛顿大学中国学院院长，同时为纽约大学、伦敦经济学院、法国高等商业学院、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、柏林创新领导力学院教授管理课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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